第三章 一张桌子买下半条街 (第2/3页)
出去以前仍归供货商，卖掉后七天结算；没开封的货可以随时拉走。交换条件是每一类只留一家主供，三个月内不涨价。
“你一分钱没有，拿什么七天一结？”有人问。
我把电影院的旧铁票箱搬到桌边。箱盖新焊了三把锁，我、黎真、阿木一人一把钥匙。每天中午三人同时开箱，先分工资和货款，剩下的才算金鸥的钱。任何供货商都能来旁看。
两家仍要求先付一半，当场走了。门一关，剩下九个人也没有因此更信我。
陶老板指着自己的合同：“酒有瓶，干果有袋。冰化了，你说卖十桶还是二十桶？”
“按封桶算。”我回答陶老板，“送来时你和阿木一起记。开一桶，收一块黑牌；没开封的退你。开过却没卖完，金鸥承担。不能把偷拿算成天气，也不能让自然融化由你赔。”
陶老板仍没拿笔。
“箱里若少一半钱呢？”
黎真把自己那把钥匙放在合同上。
“我只领固定工钱，不拿金鸥分成。”黎真对陶老板说，“三把钥匙少一把，箱子不开。账对不上，你先停货，不必等阿川承认。”
莫叔第一个签字。他没有说相信我，只说白鹭七个月没少过他一只该退的空瓶。其余人逐条改合同，谁负责失火，谁负责进水，谁承担搬运损耗，都写进双语文本。到天黑，九个人签了名，桌上没有一句“凭义气”。
旧书里有“修道而保法”。我在旁边写了六个字：名声不够，锁来凑。
九家供货商不必喜欢我，也不必相信我永远不会卷钱。他们只要知道，三把钥匙不能被一只手同时拿走。
修金鸥用了四十一天。屋顶、电线、厕所和安全门最终花掉一万一千六百四十，老阮验收后抵进租金，我另补三百六十。阿木从旧椅底拆螺丝，十颗扎一包；岑婶的外甥女把椅套翻过来缝；我白天盯泥瓦匠，傍晚回白鹭核木牌，夜里睡在售票房。
第三十二天夜里下大雨。我在大厅摆了九只铁盆，雨滴打在不同盆底，像九只走快走慢的钟。到后半夜，旧漏点有八处不响了，第七排上方却多出第十个声音。
泥瓦匠说是墙体返潮，老阮也不肯认。第二天拆开吊顶，才发现新铺材料有一边没有压实。返工费由施工方承担，黎真在清单上写下“第十处”。开业以后再下雨，坐第七排的人不知道自己头顶曾经悬着一笔没人肯认的账。
开门前最后一夜，我们把金鸥洗了三遍。水泥地仍旧发灰，舞台后面仍有湿木头味。门外却已经有人排队。
金鸥傍晚六点放旧电影，九点以后收起银幕前的活动椅，舞台唱歌，后厅卖粉、酒和咖啡。电影票、餐饮和夜场用三种票根。红姨从白鹭借我两名熟手，只借一个月；阿木找来六个鱼市临时工搬货、守门。
开业当天下午，外墙电源被人从后巷割断。
阿木追出去，只看见范魁站在街对面的修车摊旁。范魁手里没有钳子，只露出那颗金牙。没有证据，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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