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尾声·落花时节（全书终章） (第2/3页)
把“功高谦退”四字，活成了自己的墓志铭。他死时，已是建中二年（781），德宗罢朝五日，哀荣备至。那是后话。
再说颜真卿。此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以忠义立身，以书法名世。安史乱中，其从兄颜杲卿守常山，骂贼而死，颜氏一门三十余口殉国，真卿提笔写《祭侄文稿》，字字血泪，那卷草稿，后来被人称作“天下第二行书”——不是因为字巧，是因为字里，藏着一颗不肯碎的心。他一生刚正，不阿权贵，连宰相杨国忠、卢杞之流都敢当面顶撞。卢杞曾恨他，欲借刀杀人，荐他奉旨宣慰叛将李希烈。真卿明知是死局，仍慨然前往，对李希烈晓以大义，终被缢杀于蔡州龙兴寺，年七十七，谥“文忠”。一身风骨，至死不弯。此处不便细表，只以“后世”二字，记下这一笔忠义的余音——他死的那年，是兴元元年（784），距杜甫之死，不过十四载。
最令人扼腕的，是杜甫。
大历五年冬，湘江之上，寒风裂骨。杜甫的舟，泊在潭州往岳州的水道上。他病得已不能起，咳血，喘促，手连笔都握不稳。可他还在写。写风疾，写舟中，写对故国的思念，写对苍生的牵挂。他这一生，从“会当凌绝顶”的少年意气，到“朱门酒肉臭”的中年锥心，到“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晚年悲愿，诗，是他唯一不肯放下的东西。
他想起自己走过的路：早年裘马轻狂，漫游齐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困守长安十年，尝尽白眼，“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安史乱起，陷贼逃秦，九死一生；灵武投奔肃宗，授左拾遗，却因疏救房琯，一贬再贬；弃官入蜀，于成都草堂，在漏雨的茅屋里，写下了那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又离蜀东下，过夔州，登白帝城，望不尽的猿啼与孤舟；如今，竟要死在这条南方的江上，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都寄不回洛阳的故园。
那一页诗稿，墨迹未干，人已溘然。
大历五年（770）冬，杜甫病逝于湘江舟中，享年五十九岁。没有旌表，没有谥号，连一副像样的棺木都是友人凑钱买的。他的灵柩，暂厝岳州，直到四十三年后，才由其孙扶归偃师，葬于首阳山前——与那位写下“朱门酒肉臭”的自己，终于长眠。而那时的大唐，早已不是他诗里的那个大唐；他生前无名，身后却被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作“诗史”——历史亏待了他一生，却把最重的名字，留给了他。
杜甫死后数年，世人才渐渐知道，他一生最牵挂的，除了苍生，还有一个早已先他而去的朋友。那人便是李白。天宝三载，两人在洛阳初遇，一见如故，“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段交游，是杜甫枯澹一生里最亮的一段暖。后来李白因永王之祸长流夜郎（前章“李白与王维”已书其狂与劫），杜甫困在秦州、夔州，天各一方，再未相见。他写过好多诗念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杜甫尚在漂泊，传闻辗转，他竟在梦里一再见李白，醒来泪湿枕席，写“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如今杜甫也去了，这一对诗国的双子星，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携手——只是那天下，仍关不住李白，仍留不住杜甫。
若将这三人的终点并看，恰是三种对待“自由、财富、权力”的态度：郭子仪，是把权力用成了“退”——功高而不居，富而不奢，身退而心安，他守住了权力最难的那两个字：分寸；颜真卿，是把财富与声名，全换作了“节”——家财散尽于国难，性命交付于忠义，他守住了人心最硬的那块：骨；杜甫，是把一生穷愁，都化作了“诗”——不争权力，不慕富贵，只以一支笔，替天下无权无财的人，记下他们碗里的一口冷粥。三人殊途，却同归于一：都没有，向这倾覆的世道，交出自己那颗不肯弯的心。
这，便是《盛唐长歌》写完第六卷时，留给世人的三组背影。而从李白的狂、王维的静，到郭子仪的退、颜真卿的直、杜甫的记，五种活法，一种风骨——盛唐的遗产，不在疆土，在此。
三条人生终点，并列在历史的同一页上：一个善终，一个尽忠，一个困死舟中。可你若细看，便会发现，他们的终点虽异，起点却同——都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开元，都是那颗在乱世里不肯弯的心。郭子仪的“退”，颜真卿的“直”，杜甫的“记”，与早前写过的李白之“狂”、王维之“静”，合在一起，便是《盛唐长歌》写完时，留在人间的那一整幅唐人群像。
第三节长歌当哭——“唐人风骨，不灭”
杜甫临终前那几日，常倚在舱门边，望江水东去。
湘水滔滔，自南向北，又折向东，奔洞庭，入长江，一路而去。他望着那水，想起了一生走过的路：长安应试，困守京华；安史乱起，陷贼逃秦；草堂避乱，夔州流浪；如今，竟要死在这条南方的江上。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收复两京的那一天——不，是更早，是他在洛阳、在长安看见的那个光景：朱雀门外，一个老妇，跪捧一碗清水，无人肯喝。
那碗水，他记了一辈子。
它从香积寺庆功的烟尘里升起，落在应天门的入城道上；它洒在石壕村的夜哭里，混着老妇的泪；它端在西内甘露殿的冷粥边，陪着玄宗度最后的孤寂；它搁在太极殿新帝的案头，映着代宗“担子太重”的叹息；它甚至漂到了广州港的桅樯下，落在蕃商与老卒相视的沉默里。从这部书的第一页，流到最后一页，水是无言的，可水，记得一切。
捧水的人，姓甚名谁，史书不载。她只是一个寻常的老妪，在盛唐的黄昏里，想给得胜的军队一碗干净的水——那是乱世里，一个普通人能给出的、最大的善意。没有人喝。可她没有放下碗。一年又一年，她跪在朱雀门前，跪在应天门下，跪在每一个王朝换气的缝隙里，捧着那碗永远不会凉透的、人心的水。
杜甫忽然懂了：这碗水，才是盛唐真正的遗产。不是疆域，不是财货，是这一种不肯凉的善意；是这一种，即便被辜负、被踏过、被遗忘，仍不肯放下的，对人的信。
风过舱门，纸动。
杜甫在最后一页诗稿上，写下的，不是个人的哀苦，是这八年的乱离、这百年的兴衰、这千万苍生碗里的一口冷粥与一碗清水。
风过舱门，纸动。
那一动，仿佛有什么东西，自纸面升起，穿过落花，穿过江雨，落进千年之后的读者的眼底。杜甫看不见，可我们看得见——那纸上显现的，是全书从头到尾都在写的那七个字：
创业难，守业更难。
玄宗创了开元，守不住；肃宗守了残局，守得力不从心；代宗接了担子，担里装着藩镇、宦官、边患。一个家族如此，一个王朝如此，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你挣来的自由，要守；你积下的财富，要守；你握着的权力，更要守。守，比创，难上十倍——因为创的时候，你是孤注一掷的猛虎；守的时候，你是四面楚歌的囚徒。
这便是这部《盛唐长歌》写在“自由、财富、权力、信仰”之上的，最沉的人性告白：玄宗纵情，把自由挥霍成了逃避；聚敛，把财富养成了蛀虫；信奸，把权力交错了人；忘本，把信仰弄丢在了欢宴里——他创下了亘古未有的盛世，却守不住这盛世的一角。肃宗疑将，把权力错付给了阉人，守得力不从心。代宗接担，担里装着藩镇、宦官、边患，守得步步荆棘。一个个都败在“守”字上，败在人心对权位的失重上。
杜甫把这道理，用一生的诗，写给了千秋万代。
他搁下笔，望着江天，喃喃的，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这乱世说：“长歌当哭……盛唐已矣。”
湘水东去，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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