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第一堂课

    第12章第一堂课 (第1/3页)

    关爷让他去找老陈。

    “你替我管着赌场，工地的活不用去了，”关爷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池袋那间茶室里，手里端着杯凉了的茶，“但你的课还没上完。老陈那边，你每周去一次。不是吃饭——是上课。我在日本混了四十年，能教你的都教了。剩下的，老陈教。”

    “他教什么？”

    “教我不能教的。”关爷把茶杯放下，看着壁龛里那幅“静水流深”，“我教你怎么在这块地上活着。他教你怎么在这块地上站着。活着和站着，是两码事。”

    陆川没有多问。他第二天就去了望道居。

    望道居在新宿三丁目那条窄巷的最深处，门面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上面用楷书写着“望道居”三个字。木匾有些年头了，漆面已经斑驳，但字迹依然清晰——不是机器刻的，是手工一刀一刀凿出来的，横平竖直，每一笔的收锋都干净利落。门口挂着一盏红灯笼，灯笼纸被雨淋过几次，颜色已经褪成了淡粉色。灯笼下面是一扇木质推拉门，门框上贴着半幅已经褪色的春联——上联还在，下联被风撕掉了，只剩一角红纸还粘在门框上。

    陆川在门口站了片刻。他把帆布包往肩上提了提，包里装着关爷给的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桥的全部材料，土地登记簿、房产证、税务记录，还有钟亦鸣手绘的那张地价走势图。他在来之前把这些材料反复看了三遍，现在那些数字、条款、日期都刻在他脑子里，但他还是把文件袋带上了。不是不信自己的记性，是想让老陈看看——关爷把命交给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接。

    推开门，一股混合了酱油、八角和炭火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气味暖烘烘的，带着油脂的厚重感，和歌舞伎町那些霓虹灯下的脂粉味、柏青哥店的金属味、赌场里的烟味完全不同。灶火在后厨轰隆隆地响，铁锅在火上翻了两翻，锅铲敲在铁锅边缘发出清脆的当当声。油烟被抽风机卷上去，从排气窗排到巷子里。

    “进来。”老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门别关死，留条缝——排气扇坏了半个月了，油烟散不出去。”

    陆川把门虚掩上，走进店里。望道居不大，前面是餐厅，摆了四张方桌，每张桌子配四条长凳。桌面上铺着白色塑料布，塑料布被热碗烫出了几个圆形的印子。墙角有个小神龛，供着关公像——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关公，是一尊木雕的，个头不大，刀法粗犷，脸部的线条已经被香火熏得发黑。关公像前面摆着一个香炉，香炉里积了厚厚一层香灰，上面插着三根还没燃尽的香。

    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中国地图，边角已经卷起来了，用图钉固定着。地图上有一个小红点，是用红墨水点上去的——胶东半岛的位置。红点旁边用铅笔写了两个字：老家。

    老陈从厨房里端着一盘菜走出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领口的扣子掉了，敞着，露出里面一件同样洗得发白的灰色秋衣。脚上踩着一双黑布鞋，鞋面磨得起了毛边。他把菜放在桌上——鱼香茄子，油亮亮的，茄子切成了滚刀块，和肉末、豆瓣酱炒在一起，热气腾腾地冒着泡。紧接着又端出来一盘红烧肉，颜色不红，偏黑，酱色重，肉块切得很大，肥瘦相间，筷子夹起来能颤两颤。肉旁边搁着几瓣八角，两段干辣椒。然后又端出来一碟拍黄瓜，黄瓜是整根用刀背拍的，不是切的，断口参差不齐，蒜末和醋的酸味直往鼻子里钻。最后是一碗白米饭，米粒不黏，一颗一颗的，蒸得刚刚好。

    “吃。”老陈自己在对面坐下，端起碗开始扒饭。他吃饭的架势不像开餐馆的——开餐馆的人吃饭细嚼慢咽，品自己的手艺。老陈吃饭像干活的，呼噜呼噜往嘴里扒，腮帮子鼓鼓的，嚼几口就咽下去，然后用筷子夹一块红烧肉，连着肥肉一口吞。

    陆川也端起碗。他吃了一口茄子——豆瓣酱的咸香和茄子的软糯混在一起，比工地上发的冷饭团强一百倍。他又吃了一块红烧肉，肥肉入口即化，瘦肉不柴，酱汁的咸甜在舌根慢慢化开。

    “好吃。”他说。

    “废话。”老陈头也不抬，“我做了四十年饭，不好吃我早关门了。”

    两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灶上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响。

    “关爷说你每周要来一次。”老陈放下筷子，用手背擦了下嘴角的油，“他说你有问题要问。问吧。”

    陆川也放下筷子。他从帆布包里拿出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上。“关爷把桥给我了。地契、房产证、税务记录，所有材料都在这里。他说桥的事以后我说了算——卖不卖、卖给谁、卖多少，都由我定。”

    老陈瞟了一眼文件袋，没伸手去拿。他端起手边的搪瓷茶缸喝了口茶，茶缸外面的搪瓷掉了一块，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皮。“他把桥给你了。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桥值四十个亿——地铁新站一开，至少翻三倍。关爷攥着这块地攥了二十年，八五年有人开价八个亿他没卖。他把四十个亿放在我手里。”陆川顿了顿，“这是他攒了一辈子的家底。他给了我。我不知道我接不接得住。”

    “你接不住。”老陈放下茶缸。

    陆川没有说话。

    “你当然接不住。你今年多大？三十？你来日本不到两年，在工地上扛过水泥，在赌场里站过岗，跟赤松下过一盘没下完的围棋。你管的最大的场子——四楼，总共四张麻将桌，一个金库，两台旧监控器。你手底下有多少人？加上码头那几个，不到三十个。你觉得你能接住关爷攥了二十年的命？”

    陆川看着面前那盘已经有些凉了的红烧肉。酱汁在碗底凝成了一层薄薄的油脂，八角被冻在油脂里，像被琥珀裹住的虫子。

    “关爷的路子，”老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拍黄瓜放进嘴里嚼得咔嚓响，“他八五年有人开价八亿没卖，为什么？不是因为价格不够高——八亿在八五年是实打实的价。他不卖，是因为他觉得这块地是他的命。他攥着它，就像攥着互助会那七个兄弟的骨灰。他攥了二十年——地价从八亿涨到四十亿，他还不卖。这不是生意，这是心病。你帮他治心病，就得想清楚一件事：你是要把桥卖了，还是把桥变成别的？”

    “变成什么？”

    “变成能带走的东西。”老陈把筷子横放在碗上，“关爷这代人来日本，是逃命来的。他们以为在日本能扎根，其实扎不下去。互助会那七个人的骨灰洒在东京湾里，关爷对着东京湾烧了四十年纸。我问你——他为什么不寄回国？”

    陆川沉默。

    “因为寄回去，家里人会问——他是怎么死的？”老陈的声调没有变化，但筷子上夹着的那块茄子停在半空中，“偷渡客，没有身份，死了连张死亡证明都开不出来。骨灰洒在东京湾，家里人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用哭。关爷攥着桥，不是舍不得卖，是不知道卖了之后还能攥什么。你说你把桥卖四十亿——他拿着四十亿日元能在日本买什么？买地？他是中国人，在日本买地要过几道审批你知不知道？买房子？泡沫一破房子能值几个钱？存在银行里等着汇率跌？他不是生意人。他是老派人——老派人攥东西不是为了升值，是因为这东西是他唯一的底。你把他唯一的底卖了，就得给他换一个新的。而且不能比原来的轻。”

    陆川看着老陈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眼角全是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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