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4章 神魔 (第3/3页)
中夏用儒士为官，天竺则僧侣为贵，战国农家有君臣并耕之说，罗刹国以工立国，泰西则多商人秉政的。
士人以读书为业，商人舟车万里，互通有无。百工制艺，农人力田。古人有劳心、劳力之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百工、农人直接从事生产，士人、商人则从事于财富的分配，只是观念大不相同。
商人逐利，囤积居奇，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道家行无为之政，以至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甚失朝廷设官之意。独有儒家以民为贵，行均平之政，是以儒士秉政，每每重农而抑商。
在生产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世人生产的财富不会有太大变化。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商人之道可谓是损不足奉有余，所以说无商不奸，也是这个行当本质如此。
儒士读圣贤书，法圣人言行，本来应该立身行道，重义轻利，事实上又大谬不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常在于义与不义而已。儒士和商人一样不事生产，又居万民之上，要享受富贵尊荣，自有侵夺百姓、中饱私囊的便利。
是以不管何种身份，一旦当国秉政，必然会造成一个不事生产，仰食于民的群体，儒士读书明理，还算容易培养一种光明俊伟的人物，古代到了衰运末世，常有流民暴动，能奋发有为的也不过刘邦、朱元璋两人罢了。流民智识缺乏，若无张良、刘伯温之流的贤能辅佐，常是有破坏无建设，不能收拢民心，平治天下便不足奇怪。更有甚者，像张角、洪杨之流，妖言惑众，虐流天下，荼毒人道，莫此为甚！
古代生产能力不高，智识普及程度低，是以四民各司其职，有劳心劳力之分。仙界器物精利，生产采用机器协作，造纸术、印刷术精益求精，书籍流通日益加广。孟子说，‘尧舜与人同’，禅宗也说，‘众生即佛’，人的智力相差不远，谚云：‘穷山恶水出刁民’，实是环境闭塞的缘故。
机器生产既使农人、百工大得解放，造纸、印刷技术又使智识流通得其保证，四民差距将日益缩小，无所谓劳心、劳力的区别。
往常天下万国皆使一种阶级高踞民人之上，设官设教，是为神道。而今四民齐一，仙道复兴，仙界邦国多提倡种民共治。
实际则由若干道派出面组织朝廷，责以年限，期至则另行征选。多少年来，天生四民或儒、释、道三教皆有设官设教，宰执万民的，宗旨虽不相同，大抵都是寄食于民，损人肥己。
仙道号为种民共治，也不见得尽善尽美，不过百姓智识程度提高之后不那么容易受宗教、官府的愚弄。若干道派相互制衡，也减少一些独断专行、作威作福的恶劣风气。
是以种民共治的根本在于民智，民智的长养在于教育，教育的成败在于士师。
古代常有一些小皇帝，冲龄践祚，便易于大权旁落，受外戚、宦官、权臣的操控。是以必须太师、太保、太傅之流勤于督导，加以教育。成年之后才能顺利亲政。
种民共治的主体是民人，民人未有不待教育而有智识，教育之不善，将永无亲政之可能。
当初莽一夫贪位怙权，迭兴大狱，催折士师，败坏教育，一场梅花浩劫，读书种子扫地以尽。阴贼险狠，亘古所古。大摩国元气凋丧，礼仪廉耻，荡然无存，都是拜其所赐。
乃有无知小人妄言莽一夫祸国殃民是为了惩治贪吏，不知只有民人智识提高，行使其共治之权，才能遏止贪腐，迫害士师，败坏教育，只是为肆行不法扫除障碍而已。贪位怙权、倒行逆施，国家卒受其祸，诚所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千古巨孽，即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