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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 我没有追出河内那条街 (第1/3页)
十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复印铺的十二只木格都关着。
铺主没有为我们停业。两台复印机一直响,附近公司的人进来取传真、装订合同、买信封。第四格在柜台后第二排,绿色油漆比别格深一层,锁是租格客户自备。白敏坐在靠窗的塑料椅上,面前放一份等待复印的普通仓费表,看起来像办事点来跑材料的文员。
我与黎真坐在墙边。桌上只有东衡事务所的会面请求和一只透明文件袋,没有两份刚找回的原件。盛勇隔街喝一杯早已凉掉的咖啡,车停在两个路口外的收费车位。当地律师没有到场,只留电话。他说若来人愿意谈,再请他进东衡;不愿意,律师坐在旁边也不会多出一分权力。
四点二十,快递员送来七封信。铺主逐封盖收件时间,第四格得到一只浅黄色信封。外面没有公司抬头,寄件人栏只写“安平”,地址是澜城旧港一只已经停用的邮政信箱。铺主按合同把信放进去,没有让我们看背面。我们能从柜台外看见的内容,来取件的人也能看见;其余不属于我们。
安平不是我熟悉的公司名。白鹭旧资料里却有一个安平编号:二〇〇三年旧酒店装修时,五层布草柜由安平木工作坊制作。作坊早已关门,旧邮政信箱后来转过几次租用。寄件人可能是人名、地名,也可能故意借一个旧词。只凭信封两字,不能认定里面装着附件三。
五点整,预约人没有出现。
铺主看了一眼登记,继续替一名学生装订论文。盛勇在街对面用工作手机报,两端路口没有停那辆灰色轿车。五点零七分,一名穿深蓝短袖的男人从公交站方向走来,手里没有包。他先经过铺门,没有进,走到隔壁卖饮料的小摊买一瓶水,付钱时用左手。
白敏没有立刻指认。她等男人拧瓶盖时,低声说,肩背和八月来客相同,右脚站定后略向外撇。阮文山也有相似站姿,照片里的灰帽人刻意学过;眼前人没有戴帽,右眉平整,没有疤。
他喝了两口水,才走进铺子。
铺主问租格卡。男人从钱包里取一张折过的白卡,姓名栏写“立”,没有全名。卡号与第四格合同相符,预付租金也没有欠。铺主让他在取件表签字。男人写了一个我们没见过的姓,笔画很快,不是访客表上模仿我的签名。
白敏在他转身取信时站起来,说:“八月二十七日,您来过青川办事点。”
男人停了一下。他先看白敏,再看我。眼神没有照片里该有的惊讶,也没有故事里坏人被认出时的慌。他只是把第四格的信封夹在手指间,没有撕开。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那个在阮文山死后递出“贺青川”证件的人。
他三十五岁上下,脸窄,左眼下有一粒很淡的痣,穿着与河内街上许多办事人员没有区别。若不是白敏记得站姿,盛勇在一群人里未必能认。一个人能借我的名字,不需要长得像我,也不需要在脸上写出恶意。他只需要知道柜台会核什么。
我走到离他两步远的位置,没有堵门。
“八月你用过我的证件。”我对男人说。
男人看了一眼门外,回答我:“今天没有。”
他说普通话很稳,与租车司机记得的一样。铺里复印机仍在转,另外三名客人抬头看我们。黎真把东衡会面请求放在柜台上,说明我们只要求核委托来源与使用姓名,不要求他交出第四格信件。
男人没有拿会面纸。他说东衡的任务已经结束,负责人该给的答复也给了。八月第一次去办事点,他只负责核材料是否存在;第二次有人让他复查退货,没有接管仓库,也没有从铁柜拿原件。
“谁让你去?”黎真问男人。
男人没有回答黎真。他把浅黄信封翻到背面,确认封口无损,又对铺主说租格合同到十月底不续。铺主让他填终止卡,他照填,押金按合同月底退,不因我们在场改变。
我问男人蓝皮证件从哪里来。
“有人给的材料。”男人回答我,“你若所有旧证件都只在自己柜里,就不该到这里问我。”
这句话可以理解成挑衅,也可以只是把责任推回青川。八月清查已经证明,旧证件、授权复印件与工作牌确实经过许多人。男人没有承认制作,也没有否认使用。他只说自己收到一套工作材料,现场登记怎样解释,由委托方负责。
“写我名字的时候,是你落的笔。”我对男人说。
男人看着我,过了几秒才说:“一个名字能在系统里用四年,不是我两次落笔才有的。”
铺子里一时只剩机器走纸声。
他说中了最难听的一部分。若我只把他当偷名字的人,便能让过去十二年的便利显得与我无关。阮文山一次次用我的姓名完成退货、登记和签收,最初都有授权,也给公司解决过真实问题。我们在事情办成后没有及时更正,让外部系统、供应商与旧文件继续把一张脸和一个名字分开。灰帽人不是创造这条路的人,只是沿着它走得更远。
这不表示他没有责任。
我告诉男人,青川会对八月两次登记、证件号码与委托材料提出正式异议,东衡、租车行和复印铺现有记录都将保留。他若愿意说明真实姓名和委托来源,可以在律师与事务所见证下写;若不愿,我们不会把他关在铺子里,但他之后再用我的名字,每一次都不再是“以为授权仍有效”。
男人第一次低头看会面请求。他没有签,也没有拿。只问两份原件是否已经找到。
黎真没有回答数量,反问他为什么关心。
男人说如果纸已经找到,我追他便没有意义;如果没找到,我更该回澜城查保管的人。他说完把信封放进衬衫内侧口袋,向门口走。
盛勇隔街已经站起。男人出门后向东,步速不快,没有回头。盛勇走到街边等我的手势。复印铺东面五十米是交叉口,摩托、公交和行人混在一起;再往前有几条窄巷。我们能让盛勇跟,也能叫酒店司机从另一头截,却没有人知道男人口袋里的信属于谁,更没有合法理由把他按在车里搜。
我的脚已经走出铺门。
在澜城,我曾用《孙子兵法》里“穷寇勿迫”解释给别人留路。那句话很容易被老板说成自己高明:追不到,也可称故意放;不敢追,也可称避免反扑。我站在河内街边时,没有把决定包装成兵法。事实只是,我没有权在这条街抓人,也没有准备拿一场追逐替代证据。
我对盛勇摇头。
他仍跟了半条街,只保持能看见的距离。男人在路口上了一辆普通公交,车号、时间和方向由盛勇记进纸本。我们没有派车逼停。公交经过下一站时已经挤满,男人的深蓝衬衫消失在窗后。
我没有追出河内那条街。
回到铺里,第四格已经空了。铺主让白敏在见证栏签“按有效租格卡取件,未发生争抢”,也让我们确认没有查看信件内容。监控录像由铺主保留三十天,东衡和青川各得一份这一时段的见证申请,镜头只覆盖公共柜台,不拍其他租格内容。
白敏认为自己听过男人最后一句。八月二十七日,灰帽人离开办事点时也问“东西找到没有”。陈月清回答只找到十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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