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雨停以后，我把名字还回去 (第2/3页)
侧门焊死，因为他怕有人来抢保险箱，焊门费没要，却愿意赔第二天拆门的钱。还有人把当晚取消的一整年利润都算成损失，数字比项目过去三年净利还高。
我们不因有人反对假死便全赔，也不因有人支持我便少查。能对上车单、工时、退款或实物损坏的进入费用；只是推测以后少赚的，不从个人分红补。二十七万六千不是我买大家原谅的价钱，只是我造成且能核实的成本。不能核实的情绪没有办法入账，却不能因此说它不存在。
罗秀在第二张桌交了辞职信。
她从青川酒店开业第一晚的前台做起，曾因不肯给“川老板朋友”留十间无定金客房升为夜班领班。墓碑进门那晚，她仍照表接待，拒绝方启荣的人封住住客电梯，也拒绝阿木在没有盘点单时拿走总房卡。我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以后，她把卡交回原位，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问她为何还要走。
罗秀说：“当年您告诉我，认得客人是一回事，证件是另一回事。可您让全城认得您的脸，又给我们一张证明您死了的纸。我们按哪一个？”
我说当时若公开真相，拿文件的人不会动。
她摇头：“那是您要查的人。可您把同一张假纸也给了前台、清洁员和住客。我们不是局里的人，也替局付了一夜。”
她没有要求补偿，只要求在辞职前把一项意见写进酒店制度：所有涉及老板死亡、失联或重大事故的应急指令，也必须有来源、时限和复核人；不能因为命令来自最高处，就免去前台要求第二份证明的权利。
我在她的意见下签了名。赵坤也签。那一条后来写进三家酒店和六十三处项目的应急协议，名字叫“反向核验”：员工可以查客人，项目可以查总公司，下属也可以查老板留下的命令。
罗秀还是走了。车站介绍她去一家新开的旅店做前厅主管，薪水比青川少一成。她说不是因为那里更好，只是想知道一扇没有我名字的门会不会更容易睡着。
五名离职经理中，只有她当面把话说完。另外四人各有理由：一人家里不许再做夜班，一人害怕调查拖累，两人已经找到新股东。我没有把他们列进白六三，也没有让合作方封住去处。若一个人离开便要被视为背叛，留下也谈不上信任。
第六天，阮文山的母亲来到异议桌。她不会写长句，只带来一个旧铁皮饼干盒。盒里有阮文山这些年寄回家的汇款存根，每一张用的都是真名；另有四只没有寄出的信封，外面分别写外地退货、仓租、设备和“如果我不在”。前三只装着与十七份文件对应的复印件，最后一只只有一张纸。
纸上写：若有人拿贺青川的名字来认我的尸，先看右肩；若有人拿阮文山的名字来认他的产业，先看原账。
这句话不能证明是谁杀了他，却说明他早已知道名字会在死亡时变成一把钥匙。顾北山看完，把自己那份封套联号放在旁边。两个互不相连的保管处第一次把编号对上，正好对应四项红圈尾责，没有多出第五项。
四项尾责随后逐笔拆开。两项外地退货早已把货退回，却缺少撤销旧名字的回执；旧仓租本金结清，押金因承租人姓名不一致一直挂在对方账上；设备质保仍在有效期，登记联系人却还是贺青川，联系电话三年内换过两次。
最不对的是电话更换记录。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七年，有人凭四项旧文件向三家外地合作方收过六笔“历史协助费”，共二万八千三百元，理由是替青川补身份、催回执、续质保。钱没有进入青川，也没有进阮文山账户，收款人只留一个缩写“B.L.”。合作方以为那是我安排的本地经办，金额不大，便一直列在杂费。
白立也可以缩成B.L.，白鹭同样可以。两个字母不能证明人，却说明旧文件并非只是睡在抽屉里。有人靠我们嫌麻烦而未彻底收回的名字，一笔一笔收小钱，既不多到惊动总部，又足以让外地人相信他长期代表我。
外部账房把六笔日期排开，发现都落在季度结算后的十天内。那时各项目刚收到总账回函，最容易把一笔小额补手续费用顺手带过。六张收据格式不同，金额尾数却都是三，像同一个人先算好整数，再故意减去几块，显得经过核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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