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7章 狂奔的大明朝 (第2/3页)
，原本也都是多个品种混种的，那时候就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只是後来种土豆越来越赚钱，所以李伟才只保留了最高产的品种。
难道在当年推广种植土豆的时候，苏泽就已经知道了这点？
李伟倒吸一口气！
要知道，自己能成为农学大家，那是因为自己是无职无权的外戚勋臣，整日里无聊泡在田间和实验室里，又想着和英国公张溶斗气，这才成就了如今的农学大家地位。
可苏泽呢？
从一入官场，苏泽就备受重用，可以说是一路都是平步青云，处於权力的核心圈层中。
而如今的苏泽，更是高居吏部尚书的高位，可以说是日理万机。
但是他在农学上的见解，却能深到这个地步！？
李伟又想起自己的豌豆实验，好像也是被苏泽启发。
越是想，李伟越是觉得苏泽高深莫测。
吏部。
苏泽这位吏部尚书的桌案上，放着三份稿子。
一份是顾宪成的《产业之群：工团论》，一份是徐思诚的《果蝇杂交实验初报》，另外一份是刚刚送来的，李伟的《土豆病害研究》。
看着这三份稿子，苏泽感慨万千，这被自己魔改後的大明，已经自行运转到了这个地步。
《产业之群：工团论》，这份稿子提出的核心主张，是在朝廷官办和私人经营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由产业相关者自行结社。
顾宪成称其为「工团」，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解决江南实业发展中的无序竞争、
信息不对称和恶性杀价问题。
苏泽很清楚这套理论的来源。
顾宪成在江南建船厂的过程中，与上下游作坊的协作关系既不是上下级统属，也不是纯粹的一买一卖，而是一种介於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顾宪成从中抽出了理论框架，将其推演为一种普适的组织方式。他将其命名为法团主义的雏形，行业内部自治，政府只做居中调解和最终仲裁。
但苏泽也看到了这套理论的隐患。
法团主义的优点很明显：它可以消弭恶性竞争，稳定原材料价格，统一产品质量标准，避免朝廷直接干预带来的「人亡政息」问题。
如果棉织业、铁冶业、营造业都能建立这样的工团，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转效率会大幅提升。
顾宪成在文章中举例：江南船业供应会社的成立，直接解决了三十余家作坊之间的协调问题，证明了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但弊病同样清晰。
一旦工团结成了封闭的利益团体，就会从「协调者」变成「把持者」。
它可能垄断技术、限制准入门槛、操纵定价，最後变成一个新的行会组织。
原时空的欧洲基尔特制度，就是从一个保护匠人权利的机构，最终演变为阻碍技术创新的壁垒，历史已经给出了教训。
苏泽在原时空读到的法团主义历史也表明，这类组织若缺乏外部监督和内部竞争机制，很快就会蜕变为分利集团。
苏泽在稿子上批了一行字：「可行，但需配套反垄断法规，且必须有准入退出机制。
工团不可成为行业壁垒。」
第二份是徐思诚的果蝇实验报告。
徐思诚通过对果蝇的杂交实验，不仅验证了李伟豌豆实验中显隐性遗传符合三比一分离的结论，还发现了李伟实验中未能揭示的现象，性别与性状的连锁遗传。
第三份是李伟的土豆病害研究。
李伟通过分析自家土豆田的虫害蔓延，得出一个关键结论：
土豆的块茎繁殖方式是病害积累的根本原因。块茎是母株的「分身」，不是经过有性重组的「後代」，病害一旦侵袭，所有植株都无法抵抗。
苏泽将这三份稿子放在一起，意识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在发生。
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在大明被独立发现了。
遗传这个概念，只差临门一脚了。
基於遗传学的农业育种，很快会从经验选种进化到理论指导下的定向选育。
育种革命，必然带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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