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银座 (第2/3页)
成为东方近代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在这场变革中，日本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这里，我想着重说一说“殖产兴业”政策。
富国强兵之路，首先要完成的是工业的现化代。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民间产业资本十分薄弱。几乎都是一些手工作坊，类似于今日中国的“个体户”。但明治政府的首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日本工业，首先就应该发展民营企业。于是，政府制订了许多扶植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尽最大的可能向民营企业贷款，让其扩大产业投资，进行规模化经营。同时，还动用国家财力，引进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投资兴办了300多个示范工厂，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摸索和创造提供经验。由于明治政府推行现代化产业革命的切入点选择准确，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巨大的成功，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就成为东方的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今，140年过去了，当年日本政府大力扶植的那些幼小的民营企业，其中的姣姣者，莫不都变成了世界极的经济强人。正是它们的巨额财富，支撑起日本民族的尊严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优越感。
漫步银座街头，我想起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哀叹：“东京这种大都市真是瞬息万变啊！”不是久住东京的人,是难以观察到这种瞬息万变的。但我主观地认为，它总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变的东西。像在日本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如今仍能在银座找到它们的身影。它们虽然都年过百岁，却并不老态龙钟，强壮得仍像一匹在荒原上奔跑的狮子。
它们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是如何获得的呢？我想，这应该从日本的文化中寻找内因。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则是一个“忠”字。“仁”有客观的道德标准。不仁不义的事，虽父母，上司叫你去做，也决不会做。“忠”则不同，它只讲服从，不讲评判。再不仁不义的事，只要上司说了，就是赴汤蹈火，也必须完成。
若非在哲学上有过十年寒窗的研讨或者饱受人间的创痛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一般的人，对于“仁”字的理解总是模糊的。因此，实施起来困难太多，用现在话讲，就是操作性差。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典型的“仁”。但正是这个“仁”，导致了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诉诸武力，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不均”的问题。穷在一起，相安无事。有穷有富，社会就不安定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其共产主义思想吻合了孔子的“仁”思想，要富一起富，要穷一起穷。须知人类社会中，绝对的平均思想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人人都想当这个***，这个单位肯定就乱套了。社会财富如果平均分配，就人人都没有创业的动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某些人手上就像权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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