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高天原

    第05章高天原 (第1/3页)

    元旦那天傍晚，老马开着他那辆排气管漏烟的面包车来接人。车停在公寓楼下，引擎不熄火，车身随着怠速微微颤抖，像一头跑了太远的老牲口，喘得比走还累。他摇下车窗，朝四楼喊了一嗓子。

    “都下来！关爷请吃饭！”

    十四个人挤进面包车。阿虎特意换了件干净衬衫——其实也不干净，只是比其他衬衫少一点水泥渍，领口的扣子掉了一颗，是阿绣用缝纫针临时补上去的，颜色比衬衫本身浅了一号。阿龙什么都没换，还是那件灰色工装，水泥灰已经渗进纤维里洗了三次没洗掉，他索性不洗了。钟亦鸣戴上了眼镜——前几天在工地上被钢筋蹭掉了一个镜片，他花了五百日元在二手店配了一块勉强能用的，度数不太对，但至少能看清字。海生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怀里抱着一个用报纸包好的东西，是他在工地上捡的废木料做的一个小木雕——一只鸟，翅膀半张，尾巴翘着，砂纸打磨过但木纹里还嵌着水泥灰。他花了两个晚上刻的，手指上多了三道刀口，是送给关爷的。这是他家乡的规矩——过年不能空手。

    车开了不到二十分钟，从新宿一路往北，经过池袋，拐进一条安静的住宅区街道。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围墙和修剪整齐的松树，路灯发出柔和的光。陆川看着窗外，把路线记在心里。左转。直行。右转。经过一座小神社，鸟居的朱红色在夜色中格外醒目。再往前开三百米，停在一个没有招牌的院子门口。

    院子很大。进门是一片枯山水庭院——白砂铺地，几块青石不规则地摆着，砂纹用竹耙梳成了波浪形。院墙边种着几棵松树，枝条被修剪成云朵的形状。一栋两层传统日式建筑坐落在庭院尽头，纸障子透出暖黄的灯光，能看到人影在纸门后面晃动。

    陆川下车的时候注意到两件事。第一，院里已经停了几辆车。一辆黑色丰田皇冠，擦得锃亮，车牌号是新宿的；一辆白色奔驰，车身低矮，像是八十年代初的旧款但保养得极好；还有两辆摩托车靠在院墙边上。第二，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手背在身后，姿势放松但站位精准——两个人之间隔了五步，正好封锁住院门到玄关之间的所有视野。他们看到老马带来的人，没有阻拦，只是朝陆川微微点了点头。

    “这地方比我们那儿大多了，”阿虎压低声音，“关爷一个人住这么大？”

    “他不是一个人住。”陆川说。

    阿虎没再问。

    玄关很大，地上铺着青石板，脱鞋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摆着十几双木屐和皮鞋。空气中飘着线香和某种木料的气味——是檀木，但不浓，清淡地融在暖炉的热气里。老马领着他们穿过走廊。走廊的地板是深色的松木，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但不是那种老旧房子松动的吱呀，而是实木在压力下自然弯曲的声响，厚重而有弹性。墙上挂着水墨画——山水，寒江独钓，寥寥几笔墨色，留白很多。陆川认出画的落款是中文，草书，但走廊灯光太暗，看不清具体写的是什么。

    客厅的门是敞开的。

    很大。至少铺了二十叠榻榻米，比他们十四个人挤的那间六叠房间大了三倍不止。正中一张长桌，上面已经摆满了菜肴——红烧肉、酱肘子、烧鱼、炒青菜、一大盆饺子、几碟冷盘。筷子是新的，黑色漆筷，整齐地码在瓷筷架上。酒杯也是瓷的，青花，每个杯子上的花纹都不一样。天花板上悬着一盏纸灯，光线柔和地洒下来，把桌上的菜照得油亮。角落里的暖炉烧得正旺，炭火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过年好。”

    关爷从走廊另一头走出来。他今天没穿和服，换了一件深棕色的对襟棉袍，脚上踩着布鞋。头发梳得整齐，脸上的刀疤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没那么刺目了，但眼神还是一样——扫过每个人的时候，像一把用钝了的刀在量骨头。

    “坐。都坐。自己找位子。”关爷在主位坐下，提起桌上的酒壶给每人倒了一杯，“过年了，都别拘束。今天没有规矩。”

    海生把手里的报纸包放在桌上，推到关爷面前，有些紧张地挠了挠后颈：“关爷，过年好。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木头不太好，您别嫌弃。”关爷打开报纸，看见那只木雕的鸟，看了很久。他把木鸟托在粗糙的掌心里，拇指抚过翅膀上的刀痕——每一道都深浅不一，是新手的手劲。

    “你刻的？”

    “嗯。在工地上捡的废料。这翅膀本来想刻飞的，但木头太硬，刻不动。”海生用手指了指鸟的翅膀根部，那里有一道明显的崩口。

    关爷把木鸟翻过来，看鸟肚子上的纹路，然后把它放在桌子正中央，对着所有人说：“这只鸟放这儿。年夜饭上桌的东西，不能动。”然后他从桌下拿出一个盒子——一个扁长的桐木盒子，合页是黄铜的，磨得发亮。推给海生。“给你的。”

    海生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把折叠刀。刀柄是深色木头，刻着一条蛇，蛇眼是两颗碎钻嵌的，在灯光下微微发亮。刀身展开巴掌长，刃口泛着冷光，开合顺畅无声。

    “这刀跟了我十年。现在给你。”关爷说，“你眼睛好。耳朵也好。但在这个地方，光会看光会听不够。还得会防。”

    海生把刀子合上，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谢谢关爷。”

    “不用谢。用得上就行。”

    阿虎已经在桌子那头夹了第三个饺子。嘴角沾着酱油，腮帮子鼓鼓的，一边嚼一边用筷子指着那盘红烧肉对阿龙说：“哥，这个肉——这个肉你吃一口。跟咱妈做的味一样。不是，比咱妈做的还好吃。”阿龙夹了一块，嚼了几口，默默地把整盘红烧肉往阿虎那边推了半寸。

    “关爷，”阿虎含着一嘴的肉，含糊不清地问，“你家厨子是哪儿请的？东北的？”

    “四川的。”

    “四川人做东北菜？”

    “在东京待了二十年，哪儿的口味都会一点。”关爷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看着这群狼吞虎咽的年轻人。他带过很多人——有人来的时候饿得皮包骨，有人来的时候带了一身刀伤，有人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遣返。这些人里大部分是来躲命、逃债、碰运气的，吃过几顿饱饭就想走——赚够钱就走，攒够路费就走，待不下去就走。但这些人不一样。他们在大晦日晚上挤在六叠榻榻米上唱渔歌，嗓门大得邻居砸墙也不管。他们把一顿红烧肉吃出了年夜饭的架势。他们是真的想在这里活下去。老马给他汇报过工地上那件事——陆川是怎么在厕所堵住王工头、让中国工人的日薪从一万涨到一万八的。不是冲动，是算好的，每一步都算好了。

    这小子能用。

    关爷端着酒杯，目光在桌子那头扫了一圈，落在陆川身上。

    “陆川，你留下。其他人多吃点，今晚吃不完的不许走。老马，加菜。”

    “好嘞。”老马转身进了厨房。

    陆川把筷子放下，擦了擦嘴角。

    关爷站起来，推开客厅侧面一扇纸障子。里面是一间小茶室，四叠半大小，比外面安静得多。壁龛里挂着一幅字——“静水流深”。四个字，墨色浓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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