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看不见的门槛 (第3/3页)
样东西交出去，好让人家放心“。
“办了事，就一定上得去？“他问。
“不一定。“顺哥说，“但不办，一定上不去。“
“那要是我不办呢？“
“那你就继续跑你的小场子。“顺哥的语气没有起伏，“跑到你三十岁、四十岁，跑到你那台车烂了，跑到没人记得你是谁。“
“这个圈子，“他最后说，“不是讲技术的地方。你要么够狠，要么滚。中间没路。“
“顺哥，“梁博问，“你带过好多人入场吗？“
“带过几个。“
“他们现在怎样呢？“
顺哥手上那串佛珠子停了停，然后又转起来。“有的上去了，有的下来了。“他说，“下来的，别问我人在哪儿。“
说完他把下巴朝门口抬了抬：“带你来那个，也算一个。当年有人叫他入场，他没应。“
仓库外面，海风一阵一阵。梁博扭头往门口看，门缝里能看见外头的路灯——老霍站在灯底下，手插在裤袋里，背对着这边，肩膀微微缩着，那件旧夹克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塌下去。他在那儿站了整晚，一步都没往里走。
梁博坐在里头，手里那杯茶从热放到凉，最后到底没喝。
散的时候，顺哥没送他，只说了一句：“大场这个月月底就开。你想清楚，过了这一次，要等半年。“
回去的路上，是老霍开的车。梁博坐在副驾，一句话也没说。
车过了江，进了市区，霓虹灯从车窗上一闪一闪地划过去。他忽然想起去年秋天，也是在这样一条从湾区回来的路上，他问过自己：他到底是入局的人，还是被吃的人。
那时候他没有答案。现在他有了——只要他上桌，他就是入局的人；只要他不肯把手里的东西交出去，他就是被吃的那个人。
他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忽然问了一句：“老霍，你当年是怎么上场的？“
老霍没答。车里的收音机正放着一首很老的粤语歌，他把音量调小了一点，才说：“我不是上场的人。我是在场边递水的人。“
“那你看了多久？“
“二十几年。“
梁博没再问。
那天夜里回到天河东路，他上了楼，没开灯，一个人走到阳台上站着。楼下马路上车来车往，天边云朵被市区里的霓虹灯反射的有点红。
他站在那儿，把顺哥那三条在心里过了一遍。
他先算的是账。铺面每个月能剩七八千；场子里跑一场，赢三五千；那二十万的息钱按月压着——一年拼死还十万，也要还到二〇一八年。
要是上了大场，一场就够顶半年。
可他不敢往下想。他不是怕输，他是不敢想那道门后面的东西。这一年来他见了太多人：老霍在场边递水递了二十几年，程先生只在门外站过，顺哥手上那串佛珠子从没停过——那些人都不脏手。要脏手的事，从来交给别人。
这一回，要脏手的人是他。
他也知道，只要他点了这个头，他就再也不是那个“在铺面里修车、在场子里跑车“的梁博了。
凌晨一点多，他转身回屋，从抽屉里翻出程先生给的那张茶楼名片，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又放了回去。
他还没决定怎样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