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章 不容多说 (第2/3页)
“人生而平等”这话并不大为中国人喜欢，他们也不大在乎是皇帝领着他们，还是一个主席带着他们。唯一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把他们当成“子民”那样去爱护的“父母官”。
在在20世界30～40年代期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在痛苦的忍受着。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同样也在痛苦的思索着。而整个民族面临动荡的国际，同样也是在痛苦之中煎熬。
那么中国人需要的是干什么，显然不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争执。
一句话，民以食为天，抓住这一点再加上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恐怕才是真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手段。毕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好的，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唯一标准就是――国富民强！
而这个目标，则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建设。当然不是低效率的，低科技含量的建设能够做到的。所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到正确的目标才对。
也许因为中国人太多，包括领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可以设法用最现代的科技来解决那些问题。没有人去尝试过，反而更多的时候，中国总是在军阀的连绵混战之中。
似乎国家的治理，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甚至于中国人的道德，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这与当时的中国，处于外来文化与旧有文化碰撞的过程有关，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无论新事物的支持者，还是旧事物的崇拜者，数量都那么庞大。
一时间，因为金涛说到明万历年间，那么禅臣洋行经理杨宁史就不能不发些历史的幽幽之思。作为在中国呆了许久的德国商人，他看到的事情当然是结合着德国的状态来考虑的。
中国与德国相同的是，在近100年之间受到的苦难实在是太多。比如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家利益被欧美刮分的事情。然而就禅臣洋行经理杨宁史来看，德国人有幸碰到了阿道夫希特勒。
固然这位德国总理给人的感觉是，他太过于喜欢冒险，但截止目前他的冒险都是成功的，并因此而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并使德国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序列的强国范围之中，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不得不看看德国的脸色。
但中国却没有德国这样的变化，难道这时的中国一直在等什么人吗？
“难道等的就是他吗？”。
带着这个疑问，禅臣洋行经理杨宁史打量金涛。这时对方的眼睛里并没有什么威严、客气或者中国其他军阀、政客们会出现的眼神。但那个眼神是坚定不移的，让人明白对于这样顽石一样的家伙，光靠嘴皮子可不能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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