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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17章 南昌城头月如钩 (第1/3页)
1926年11月8日,南昌城。
雨是半夜停的。铅灰色的云层被北风撕开一道口子,露出一弯惨白的月牙,像被利刃划破的伤口,凝着冷冷的霜。
沈砚之站在南昌城外青云谱高地的指挥所前,军大衣下摆被风卷得猎猎作响。他抬起手,用布满老茧的指腹蹭了蹭眼角,不是擦泪,是擦掉一夜未眠积下的血丝。远处,赣江的水声混着城内零星的枪响传来,像一头受伤的巨兽在黑暗中喘息。
“总指挥,八师报告,新营街方向的巷战还在打,孙传芳的谢鸿勋部残敌依托民房死守,进展缓慢。”参谋处长周孝庭快步上前,声音沙哑,脸上蹭着硝烟黑痕。
沈砚之没回头,目光依旧锁在南昌城那片黑沉沉的轮廓上。三天了。从11月5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外围牛行车站,到今日,这座号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洪都古城,已经打了整整三天巷战。
“告诉李师长,把预备队拉上去,天亮前必须拿下新营街。”沈砚之的声音不高,却像淬了冰的钢钉,“告诉弟兄们,每拖一个小时,城里的老百姓就多遭一小时罪。”
“是!”周孝庭转身去传达命令。
沈砚之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半包“哈德门”,抖出一根,划火柴点燃。烟草的辛辣味冲进肺腑,压下了连日来闻惯了的血腥与焦糊。他想起三天前攻城前夜,程振邦叼着烟斗,蹲在沙盘前指着南昌城墙笑骂:“砚之,这南昌城高池深,邓如琢那龟孙子把机枪架在城头上,咱们得拿人命去填啊。”
程振邦。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狠狠扎进沈砚之的太阳穴。他猛吸一口烟,烟雾从鼻腔喷出,模糊了眼前的月光。三天前,11月5日凌晨,总攻发起。程振邦的第四师担任主攻,在顺化门城墙下,这位五十三岁的老将军亲自提着步枪冲在最前面。一发重机枪子弹贯穿了他的左胸,他倒下时,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杆陪了他二十年的汉阳造,眼睛望着南昌城头,没闭上。
“老程……”沈砚之低声念了一句,将烟头狠狠摁在掩体的砖石上,火星四溅。
“总指挥。”身后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沈砚之回头,是政治部主任韩慕侠。这位留着平头、戴着圆框眼镜的地下党人,军装上沾满泥点,袖口磨出了白边。他手里拿着一份油印的《南昌民众慰劳书》,纸张粗糙,字迹却力透纸背。
“城里的情况怎么样?”沈砚之问。
“老百姓自发组织担架队,把伤员往城外送。”韩慕侠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灼灼,“我们在顺化门俘虏了二百多北洋军,按照你下的命令,愿意留下的发路费,愿意回家的给通行证。有几个被抓来的民夫,听说我们保护百姓,当场就要参加北伐军。”
沈砚之点点头。他治军严,更重“保境安民”四个字。从山海关起义起,他就立下规矩: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不奸淫掳掠,违者立斩。当年在山海关,有个乡勇抢了老乡的鸡,他亲手砍了那人的头,挂在城门口示众三日。如今北伐军所过之处,百姓箪食壶浆,靠的不是枪杆子,是这支军队的底色。
“孙传芳的残部还在顽抗,但士气已经垮了。”韩慕侠继续说,“我们俘虏的军官交代,邓如琢昨天夜里带着亲信从惠民门跑了,现在城里最高指挥官是谢鸿勋,躲在藩台衙门里,还在发电报向南京求援。”
“瓮中之鳖,垂死挣扎罢了。”沈砚之冷笑一声,从参谋手里接过望远镜,再次望向南昌城。
月光下,南昌城的轮廓渐渐清晰。赣江从城西北流过,滕王阁的飞檐在夜色中只剩一个模糊的剪影,当年王勃笔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盛景,如今被战火熏得焦黑。城墙多处被炮火轰塌,露出里面的夯土,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
“传令下去。”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声音陡然拔高,“天亮后,炮兵集中轰击藩台衙门和谢鸿勋的指挥部。步兵分三路进城:一路从顺化门沿中山路直插藩台衙门;一路从惠民门进城,肃清新营街、瓦子角一带残敌;一路从章江门进城,控制赣江码头,切断敌军退路。告诉弟兄们,天黑前,我要看见青天白日旗插上南昌城头!”
“是!”众参谋齐声应诺,脚步声匆匆散去。
沈砚之转身走回指挥所。这是一座废弃的祠堂,供桌上还摆着褪色的牌位,如今铺着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满了箭头和圆圈。他坐在木凳上,端起冷掉的茶缸灌了一口,茶水苦涩,像嚼了一口未熟的柿子。
“总指挥,程师长的……”副官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沈砚之摆摆手:“抬过来吧。”
片刻后,两名士兵抬着一副担架进来。担架上蒙着白布,白布下是程振邦早已冰冷的身躯。沈砚之走过去,缓缓掀开白布。老友的脸苍白如纸,嘴唇干裂,左胸的弹孔已经被简单包扎,但血渍还是洇透了绷带。他的右手紧紧握着,沈砚之伸手掰开,掌心里是一枚从城墙砖上抠下来的青砖碎块,棱角分明,硌得手心发白。
“老程,你不是说要和我一起打到北平,把袁世凯的坟头踩平吗?”沈砚之低声说,声音哽咽,“你倒先走了。南昌打下来了,你看见了没?”
祠堂里静得能听见烛火噼啪。韩慕侠站在门口,悄悄摘下了帽子。
沈砚之将青砖碎块放进自己口袋,重新盖好白布,对副官说:“找个好棺木,等南昌安定了,我要亲自给他送葬。”
“是。”
天快亮时,炮声隆隆。北伐军的山炮、野炮集中轰击藩台衙门,炮弹划破晨曦,在南昌城头炸开一团团橘红色的火球。沈砚之站在高地前,看着炮火映红半边天,心里没有胜利的狂喜,只有沉甸甸的悲凉。每一发炮弹落下,都有生命消逝,有家庭破碎。他想起宣统三年雪夜,父亲沈崇山握着他的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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