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归乡路远 内地思安 053章 封建-农耕-田赋-兼并-城墙9 (第2/3页)
忌惮宋国实力，不干涉宋国未来的扩张。可南蛮楚师的战术没有讲究周礼的必要，全军又在背水一战，并不确信宋襄公在战胜后不会趁楚溃兵渡河之机全力追杀，宋师的战败自然也就奠定了。如果宋襄公玩玩退避三舍的道理设定伏击，令楚师上下都有后撤后再度集结的侥幸心理，宋师赢得此战则稳得很。宋襄公何尝没有小心思？泓水在后，周转不利，冒险搏一搏楚师直接冲乱对方阵型，这样名义上的礼让实际并未给对方多少优势，论阳谋，还得看宋襄公。至于决定泓水之战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宋襄公和公孙固都不是顶级的将才，事前又缺乏详细准备，只在楚师渡河时出现后者劝谏宋襄公半渡而击——这次‘约架’到开战，大量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被充分拿来研讨作战方略，研究各种可能情形？唯有如此才能应对楚国历年开拓四方积累下的精锐雄师。用素质稍次的军队冲击对方因没有后部转圜空间而畏惧被冲垮阵型的强兵，激发出对方死战的决心，开始了同样不敢奢求保持全军阵容下冲击的楚师，则将战术变为局面战场各自为战的近身搏杀，因此宋师在丧失主场有利地形后又失去阵型优势，近身搏斗考量的单兵素质又居劣势，那么失败的概率就很大了。楚王何尝不侥幸？要渡河就得准备好各种被动遭遇战，尤其是被宋师半渡而击，结果预演都没发生，渡河后又发觉本方阵型转圜空间不足，只能期待宋军兵将素质劣于楚国兵将，原本两败俱伤的平手打算都做好了，结果对面的老头这些年真的只是醉心经营‘仁义’人设！疏于国防建设和战备操练，晚上被窝里都要笑醒——虽然没几年后楚国还是遭遇城濮大败，但这件事对宋国来说就有不同意义了。
首先是仲尼在一个多世纪后想起此事，自倨宋裔，所以才会扛起‘仁爱’大旗，期待在坚持‘仁’的情况下恢复‘义’，捡起因为宋襄公失败导致的周朝文化建设奔溃，同时兴起子姓前商的大旗，祸心深重——所以疏于国防建设、拒绝对外争霸的学说内核，直接导致后世用儒家学说的王朝普遍武德不振。
而宋襄公战败后还嘴犟，因腿伤一夜即死，公子目夷还没批评够他，逼迫其在国人面前作检讨，这件事又让宋国内部思想崩乱，陷入长期的内部主张冲突。公子目夷即墨子的远祖，目睹春秋-战国之交的纷争，墨子年轻时是属意儒家学说的，毕竟都是子姓宋裔，没准还能振兴商宋遗德，虽出五服，可自家人不说二话。但后来却发现仲尼的门徒们根本不是什么‘正经人’，所谓的办学不过是沽名钓誉地争取当官，拿洗脑学生、扩大徒子徒孙人数，威压各国统治者，换取自身能在乱世中平平安安成就卿大夫的美梦。所以学说内容相当之迂腐。
墨子不愿追随这种人间蠹虫学说，自立开山，成就了后来的墨家。然则无能通过主动征服别国来构筑太平世界——这样做首先就要成为各国将军，残杀对立国家百姓。所以墨子走上一条在‘坚持构筑理论防线’的道路，同时积极研发各种机械设备，协助城防战与阵地防御战，于军事领域关注力重点集中在在各种形式的防御上。因为高度‘与民为本’的主张，使得商帝纣亡国的原因结合探讨周礼原因，变为更纯粹的为民之说，因此与延续殷商、宋邦遗德的想法渐行渐远。这便是‘非攻’的来历。
儒家和墨家的关系，如果真要论证起来，墨家算得上不与诸儒成派同流合污的‘异端’，反倒有超越仲尼精神境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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